到了太宗朝，“观习水战”变成了“观水嬉（戏）”。据《宋史·太宗本纪》，雍熙四年（987）四月十五，“幸金明池观水嬉，遂习射琼林苑，登楼，掷金钱缯彩于楼下，纵民取之”；淳化二年（991）三月乙卯（十六），“幸金明池，御龙舟，遂幸琼林苑宴射”；淳化三年（992）三月二十六“幸金明池，命为竞渡之戏，掷银瓯于波间，令人泅波取之。因御船奏教坊乐，岸上都人纵观者万计。帝顾视高年皓首者，就赐白金器皿”。此时的“水戏”比较简单，是水兵的游泳比赛，所夺之“标”为掷于金明池中的银杯。而且太宗重视与围观百姓的互动，增加了彩头和赠品。“龙舟争标”大约形成于真宗时期。《宋史·礼志十六》记载：咸平三年（1000）五月，真宗“幸金明池观水戏，扬旗鸣鼓，分左右翼，植木系彩，以为标识，方舟疾进，先至者赐之”。“百戏竞集”应该也是这一年新增的节目，真宗“自是凡四临幸”，作为固定程序保留下来。金明池不再演习水战，诸军在舟船或露台上“为鬼神戏，谓之‘旱教’”（叶梦得《石林燕语》），肃杀的水战演习变成了热闹的陆上表演，金明池由水军训练基地变成了皇帝与民同乐的大舞台。

其实“水戏”古已有之，自先秦至明清，历代宫廷都有丰富多彩的水上演出活动。水戏与古人对水的崇拜和水神信仰有关，最初是修禊仪式中的歌舞表演。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建姑苏台，作大池，造青龙舟，陈妓乐，与西施为水嬉，被认为是最早区别于祓禊的宫廷“水嬉”。此后则有汉代昆明池水戏、三国时的水转百戏、隋代的水饰等，汉武帝刘彻、魏武帝曹操、后赵皇帝石虎和隋炀帝杨广，都是知名的水上演出活动爱好者。大唐盛世，玄宗李隆基也好歌舞优戏，但是更重西域之风，水上演乐活动发展有限，仅在大明宫建有鱼藻池，中唐以后的帝王于此处观赏竞渡和水嬉。

孟元老所记北宋徽宗朝的金明池水戏，已经发展成极其繁复斑斓的大型水上演出活动，荟萃宫廷水嬉、燕乐、百戏等不同艺术形式于一体，整个活动流程大体如下：江皇帝在临水殿赐群臣宴，观看水傀儡、水秋千等水戏表演；自观看虎头船、飞鱼船、鳅鱼船等形态各异的小船牵引大龙船出奥屋；于小龙船作“旋罗”“海眼”“交头”等表演；工小龙船和各类花式小船按类别展开夺标竞赛；工小船牵引大龙船入奥屋，水戏结束。水傀儡、水秋千等水戏表演部分，主要是对前代宫廷水戏表演的继承，而最精彩的龙舟竞渡，在形式上继承太祖训练水军时的“战舰角胜，鼓噪以进”，可能也受民间端午节赛龙舟以纪念屈原这一习俗的影响。

不过，金明池水戏在徽宗朝盛况空前，还有一个特殊原因，就是孟元老在介绍小龙船以及各类小船时所说：“皆进花石朱缅（勔）所进。”龙舟竞渡活动的重要支撑，其实就是臭名昭著的花石纲，孟元老这是在点名批评了。金明池水戏无疑需要花费巨额资金，龙舟竞渡更需要大小船只等专业设施，蔡京与其所举荐的朱勔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极其恶劣的角色。花石纲是徽宗大兴园囿营建工程的起点，不仅使百姓遭受巨大灾难，直接触发声势浩大的方腊起义，而且使得国家府库空虚，粮食纲运系统几近瘫痪，以致开封“粮运由此不继，禁卫至于乏食”。金明池水戏，成为竭天下之力来支撑的一个歌舞升平的表象，那就已经不是与民同乐，而是统治者置天下于不顾的盲目享乐了。

驾先幸池之临水殿，锡燕群臣其。殿前出水棚，排立仪卫工。近殿水中横列四彩舟，上有诸军百戏用，如大旗狮豹本、棹刀蛮牌神鬼令、杂剧之类。又列两船，皆乐部北。又有一小船，上结小彩楼，下有三小门，如傀儡棚到，正对水中乐船。

其锡燕：即赐宴。宋人蔡絛《铁围山丛谈》载哲宗元符年间（1098—1100）金明池赐宴时其父蔡京遭遇的惊险一幕：“元符初，上巳，锡辅臣侍从宴。故事，公裳，簪御花。早集竞，时有旨宣侍臣以新龙舟。而龙舟既就岸，于是侍臣以次登舟。至鲁公适前，而龙舟忽远开去，势大且不可回，鲁公遂堕于金明池。万众喧骇，仓卒召善泅水者。未及用，而鲁公自出水，得浮木而凭之矣，宛若神助。既得济岸，入次舍，方一身淋漓，蒋公颖叔之奇唁公曰：‘元长幸免潇湘之役。’鲁公颜色不变，犹拍手大笑，答曰：‘几同洛浦之游。’一时服公之伟度也。公时为翰林学士承旨，蒋时为翰林学士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