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韩愈和元、白两大派别中的人物，性格特征与个人修养各不相同，但却都能顺着自己的个性特点，形成某种相应的风格，从而做出其独特的贡献。

元和时期，有一个在文坛上地位特殊而在政治上贡献卓越的人物，这就是上面所提到的，既重视白居易，又尊重皇甫湜的裴度。《新唐书》本传上说：“度退然才中人，而神观迈爽，操守坚正，善占对。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国者，其君长必问度年今几，状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誉德业比郭汾阳，而用不用常为天下重轻。事四朝，以全德始终。及殁，天下莫不思其风烈。”可见他在当时的声誉之隆。

一般人都以为他只是一个政治家，在平定藩镇的军事活动上有过重要贡献，而较少注意他还是一个著名的文士。按裴度于贞元五年进士擢第，贞元八年中博学宏词科，贞元十年又应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对策高等，可见他是以文学进身，而且是按唐代士人中最正规的程序进入仕途的。其后历任校书郎、节度府书记、司封员外郎知制诰，又拜中书舍人，这些又都是文学之士最规范的官职。任过这些职务的人自然会被认作文坛上的高手。由于裴度具有这样一种特殊的身份，综其一身，也就没有和文学脱离过关系。他和文坛上的一些著名人物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早在元和十二年，裴度拜门下侍郎、平章事、彰义军节度、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统兵征伐吴元济时，便任韩愈为行军司马，而当他晚年徙东都留守时，则治绿野堂，“与白居易、刘禹锡为文章，把酒穷日夜相欢”。方回《瀛奎律髓》卷十七曰：“裴晋公度，累朝元老，于功名之际盛矣，而诗人出其门尤盛。自为之诗，尤不可及。”说的确是实情。

而在当时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裴度对于那些遇到不幸的文人，还能凭借他的地位和声望，尽力相助，使他们免遭不测，可以说是充当了文坛保护人的角色。

《新唐书·韩愈传》：“宪宗遣使者往凤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呗，至为夷法，灼体肤，委珍贝，腾沓系路。愈闻恶之，乃上表曰：……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将抵以死。裴度、崔群曰：‘愈言讦牾，罪之诚宜，然非内怀至忠，安能及此？愿少宽假，以来谏争。’帝曰：‘愈言我奉佛太过，犹可容；至谓东汉奉佛以后，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剌邪？愈，人臣，狂妄敢尔，固不可赦。’于是中外骇惧，虽戚里诸贵，亦为愈言，乃贬潮州刺史。”

陈振孙《白文公年谱》元和十年乙未引高彦休《阙史》曰：“公母有心疾，因悍妒得之。及嫠，家苦贫。公与弟不获安居，常索米丐衣于邻郡邑，母昼夜念之，病益甚……常恃二壮婢，厚给衣食，俾扶卫之。一旦，稍怠，毙于坎井。时裴晋公为三省，本厅对客，京兆府申堂状至，四坐惊愕。薛给事存诚曰：‘某所居与白邻，闻其母久苦心疾，叫呼往往达于邻里。’坐客意稍释。他日晋公独见夕拜，谓曰：‘前时众中之言，可谓存朝廷大体矣。’夕拜正色曰：‘言其实也，非大体也。’由是晋公信其事，后除河南尹、刑部侍郎，皆晋公所拟 [17]……彦休所记大略如此，闻之东都圣善寺老僧，僧故佛光和尚弟子也。……故删述彦休之语以告来者。”[18]

《资治通鉴》宪宗元和十年：“王叔文之党坐谪官者，凡十年不量移，执政有怜其才欲渐进之者，悉召至京师，谏官争言其不可，上与武元衡亦恶之，三月乙酉，皆以为远州刺史，官虽进而地益远。永州司马柳宗元为柳州刺史，朗州司马刘禹锡为播州刺史。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万无母子俱往理。’欲请于朝，愿以柳易播。会中丞裴度亦为禹锡言，曰：‘禹锡诚有罪，然母老，与其子为死别，良可伤！’上曰：‘为人子尤当自谨，勿贻亲忧，此则禹锡重可责也。’度曰：‘陛下方伺太后，蹔禹锡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责为子者耳，然不欲伤其亲心。’退，谓左右曰：‘裴度爱我终切。’明日，禹锡改连州刺史。”

上引资料证明，裴度对韩愈、白居易、刘禹锡这些著名的文人都是爱护的。早期可能与韩愈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两人曾经共事过一段时间，在讨伐割据的藩镇这一项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

出征淮西时，韩愈请先出关趋汴，向时任淮西诸军都统的宣武节度使韩弘进说，让他协力出兵。路过荥阳鸿沟时，作《过鸿沟》诗曰：“龙疲虎困割川原，亿万苍生性命存。谁劝君王回马首，真成一掷赌乾坤。”方成珪《韩集笺正》曰：“《汉书·高帝纪》：‘四年九月，汉王欲西归，以张良、陈平谏，五年冬十月，复追项羽至阳夏南，遂灭楚。’诗所谓‘劝回马首’者，正指良、平之言。时平淮之功，裴晋国实赞之，公亦有谋焉。盖借以美裴，且自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