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些名士，如王蕴说“酒，正使人人自远”；王忱说“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均见《任诞》）。这也是名士要痛饮酒的一种理由。按照《庄子·达生》篇的说法，喝得烂醉的人从车上掉下去，即使有疾也不死，因为“其神全”。形神相亲正是神全，从而可以求得一种物我两忘的冥想幻觉，行为也可以任诞不拘，忽略形骸。喝酒喝到这个地步，他们以为得到了任真酣畅的真趣和欢乐，就自得高远之致。这时候，饮酒本身就是欢乐，倘使有人再问饮酒有什么好处，这问题就失去了意义，名士们是不作答案的。

名士中相当多的人还讲究服五石散，又名寒食散。这种药毒性很大，服的时候如果措置不当，危险性很大。但在魏晋，服五石散的风气很盛，而且都是士族高门，富贵人家。为什么要服这种药？王恭有一次服五石散后出门“行散”（服药后缓步调适宣导），到他弟弟王爽门前，说古诗中“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为佳句（《文学》）。原来王恭在服五石散后想到的是生死问题。联系到魏晋人诗中流露得最多的感叹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感情，可以透露出魏晋名士之服五石散，是为了延年益寿。五石散，据说服后有“心加开朗，体力转强”的效果（隋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卷六载皇甫谧语）。

首先提倡服散的是正始大名士何晏。他“美姿容，面至白”（《容止》），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何晏这种爱美的行为，是魏晋名士的一般风气，是以此互相矜伐的习尚。《世说新语·容止》篇就是专讲某人某人是如何如何的美的。至于美的标准，也并非一般的仪表堂堂之类，倒是给人一种感觉，魏晋名士要长得像美貌女子，而且最好带些病态，如卫玠，才是名士最美的仪容。何晏说：“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言语》）可见他服药后面色红润，精神爽朗，这正是美姿容的表现，也可以视为可能长寿的象征。服五石散为求美貌，这是魏晋名士服散的又一个原因。当然，魏晋名士也不能一刀切，其中也有不讲姿容的人，如竹林诸贤，除了嵇康之外，其余人都放浪形骸，终日酣醉的。

与服药有关的还有两种现象。一是魏晋名士穿衣崇尚宽大，爱穿木屐，这是药性猛烈而感到燥热，怕擦伤皮肤而求轻便舒适。一是药性会影响人的性格，变得急躁狂傲，不近情理。王述性急，吃鸡蛋不顺利而对鸡蛋大发其火（《忿狷》）；王忱、王恭为饮酒而竟至准备厮杀（《忿狷》）；王徽之在谢安座上当面轻蔑苻宏（《轻诋》）——这些人都是服散的。

与清谈、饮酒、服药有着内在联系的是追求飘然高逸，放浪旷达，不营物务，栖心玄远。于是崇尚隐逸。《世说新语·栖逸》篇所记甚多，散见于其他各篇的也不少。栖隐山林在物质享受上并不是很舒服的事情。隐居是逃避，对现实不满而又无力改变或不想去改变，自然只得隐居遁世，所以多半发生在社会不安定的时候。这也是老庄哲学的一个基本点。

汉末大乱，是隐逸之风兴起的最直接的原因。三国鼎立，司马代曹，八王之乱，永嘉南渡，南北分裂，这是魏晋纷纭不安定的政治社会背景，也是使魏晋士大夫希企隐居避世、明哲保身的根本原因。玄学标榜老庄，而老庄哲学正是隐士行为的理论升华，宅心玄远，就必然要超脱世俗，注重自然，必然会希求隐逸。这是魏晋名士企求隐逸的思想上的原因。

隐逸而有玄学思想为基础，于是认为隐逸本身就是高尚的，是一种合乎自然的逍遥人生，不再需要其他的缘由，既没有对现实的不满，也没有存身待命的期待，只剩下单纯的追求玄远，崇尚超脱。阮裕在东山，“萧然无事，常内足于怀”，王羲之说他“此君近不惊宠辱”（《栖逸》）。这就是合乎理想的，自然旷达的。谢安起初隐居东山，后应桓温征辟出山，就被郝隆讥笑，“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弄得谢安“甚有愧色”（《排调》）。可见以隐逸为清高的思想，是普遍存在于魏晋名士之间的。

隐居而达到“内足于怀”就是理想境界，就是说隐逸的目的即在于隐逸本身的意义。既然重在得其意，那么，只要“内足于怀”，即使身在朝市，也不失为隐逸之意。于是，就有朝隐之一说。朝隐之说，当然为生活在富贵汰侈环境中的士族名士所接受。既可以不去过那种心迹双寂的枯槁生活，又可以风神散朗，不营世务，自己感觉良好，心安理得。王徽之做桓冲的骑兵参军，连官署名称也说不准，马有多少也不知道（《简傲》）。桓冲有一次问王徽之近来对公务是否有所处理，回答是“西山朝来，致有爽气”（《简傲》）。这就是不屑于物务而心神超越的名士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