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一（曾纪鸿）作文多次，条理全不明白，字句也不够清晰、顺畅。想让他回家参加今年的秋闱，又恐怕文理上多有纰缪，被监临以下的各官笑话；想不让他下场考试，又恐怕阻碍了他少年人的进取之志。打算带他到金陵，在三月初八、四月初八，效仿乡试考场的体例，让他在九日之内各作三场十四艺，果真能够做完试卷而且没闹什么笑话，就五月再让他回乡参加秋试。科一生长在富贵之中，只能听到一些谀颂的话，不曾听到督责、鄙笑的话，所以文理浅陋而不自知。又因为处境太顺，没有以困顿、挫折进行激发的时候，本来就很难期待他有什么长进。唯独因为他眉宇之间大有清气，志趣也不算庸俗、鄙陋，将来或许终究会有成就。科一：曾纪鸿的乳名。曾国藩以“甲科鼎盛”四字为子侄辈取乳名（行名），如曾纪泽叫“甲三”，曾纪寿叫“鼎三”等。秋闱：明清时期的乡试，一般子、卯、午、酉八月，也即秋季举行，故称秋闱。乡场：即乡试考场。三场十四艺：同治时期的乡试考三场，共十四篇诗文。第一场，考试“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第二场，考试“五经”文五篇；第三场，考试经史、时务策五道。困横：陷入困顿，遭受横阻、挫折。

所有父母都希望子女出人头地，身为晚清重臣的曾国藩也不例外。虽说曾国藩的两个儿子后来也都有成就，但是他们在科举考试中的表现却并不出色。再说当时曾纪鸿快二十岁了，写不好作为科举基础的八股文，曾国藩也害怕孩子进入考场，所以决定将曾纪鸿带到南京亲自管教。“养不教，父之过。”寻找背后的原因，他认为自己给孩子提供的家庭环境太过优越，正是导致孩子种种毛病的温床。但是，曾国藩并没有对孩子丧失信心，而是强调其眉宇之间的清气，且志趣不俗，也就是说看到了孩子的优点。在此信中，强调孩子的成长环境不可太过优渥，不可听不到督责，以及父母应当亲自带孩子等，都值得现在做父母的借鉴。

余二十岁在衡阳从汪师①读书，二十一岁在家中教澄、温二弟，其时之文与科一目下之文相似，亦系脉不清而调不圆。厥后癸巳、甲午间②，余年二十三四聪明始小开，至留馆③以后年三十一二岁聪明始大开。科一或禀父体，似余之聪明晚开亦未可知。拟访一良师朝夕与之讲《四书》、经书、八股，不知果能聘请否？若能聘得，则科一与叶亭及今为之未迟也。

我二十岁在衡阳跟从汪先生（汪觉庵）读书，二十一岁在家中教导澄、温两个弟弟，这时候写的作文也与科一眼下的作文相似，也是脉络不清晰而文句不圆熟。其后的癸巳、甲午年间，我到了二十三四岁聪明才初开，到了留馆以后的三十一二岁聪明开始大开。科一或许禀承了父亲的本质，像我一样聪明才智比较晚才会开启也未可知。打算寻访一位良师，朝夕给他讲解《四书》、经书、八股文，不知果真能够聘请到吗？如果能够聘到，那么科一与叶亭（王镇镛）现在开始努力也还不迟。汪师：指曾国藩当年的塾师汪觉庵。癸巳、甲午间：指道光十三（1833）、十四年间。留馆：清代翰林院庶吉士必须在庶常馆学习三年，期限到后参加散馆考试。考试等优等者留馆，还有下次考试升迁的机会；考试次等者则分到各部作主事或外放作知县。

曾国藩教育子女，总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举例比照，故认为纪鸿可能与自己相似，属于大器晚成的人，因此还准备聘一名师来教其子。做父母的，确实应当从长远来看孩子，从自己的经历来看孩子，如果坚信其必有所成，那就不会太过焦虑了。

余以十六日自徐州起行，二十二日至清江，二十三日过水闸，到金陵后仍住姚宅行台。此间绅民望余回任甚为真切，御史阿凌阿至列之弹章，谓余不肯回任为骄妄，只好姑且做去，祸福听之而已。澄叔正月十三、二十八之信已到，暂未作复，此信送澄叔一阅。

涤生手示（宝应舟中）

徐寿衡之长子次子皆殇，其妻（扶正者）并其女亦丧，附及。

（同治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我在十六日从徐州起程，二十二日到清江，二十三日过了水闸，到金陵之后仍旧住在姚宅的寓所。这边的士绅、民众盼我回任两江总督的心情甚为真切，御史阿凌阿等人弹劾我的奏章，说我此前不肯回任两江总督都是因为骄傲、狂妄，只好姑且去任这个职务，祸福也就听之任之而已。你澄叔正月十三、二十八的信已经收到，暂时未作回复，此信送你澄叔一阅。